首页 > 经典案例
在日本大学传播中国文化和形象
中国网
2012/09/11

  随着国际形势发生变化,公共外交在外交全局工作中的地位和作用已大大提升,已经成为我国外交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作者在日本八年的执教效果明显,有利于传播中国文化和培育新一代年轻人之间的相互友好。期待今后在新形势下能有其他更多的退休外交官走向外国大学讲堂,从事公共外交,大力宣讲中国,并取得更大成果。

  2001年5月,我在外交部退休。2003年4月起,我受日本长崎大学聘请,前往该校担任中国问题的教授,正式登上大学讲堂,教授中文和“中国概况”,直至到该校规定的退休年龄65岁退休。之后,我又转到位于日本名古屋郊区的中部大学,教授国际关系和有关中国政治、外交和文化等方面的课程,长达5年。我作为一名退休的外交官,受聘到国外大学任教,通过讲堂和日常的广泛接触,向大学生面对面地传播中国文化和中国形象,这在外交部恐不多见。

  教授中文,传播中国文化

  在长崎大学,我负责全校的中文教学。学习中文,是长崎大学学生选修的第二外语,自入学后的第二学年开始学,学两年。学生很多,每年都有近千名。两个学年的学生加在一起就达近两千人,教学任务十分繁重。由于我是学校唯一的中文专职教师,搞好中文教学就是我头等重要的职责。我除了承担5个班,每个班都有50多人的中文教学外,还负责同其他7位中文老师(6位临时聘请,1位兼职)的联络以及课程的安排,并需适时向他们提出中文教学的要求,了解他们的教学情况。这样的安排和工作对初来乍到的我来说,的确担子不轻。但当我想到学校对自己的信任和嘱托,想到学生们对自己的热切期待以及自己作为一个中国人肩上所承担的重大责任和对日本大学生进行中文教育的重要性,我便首先从虚心向其他已在任的中文老师请教为起点,全身心都投入到了中文的教学中。

  一开始,我通过对中文老师和学生的走访、调查,摸清了当时学生学习中文以及老师们在中文授课中存在的一些主要问题,并立即与老师们一起研究,共同提出来了改进的具体办法。同时,在讨论中老师们还一致同意我提出的在中文教学中需坚持的下述几项要求:一是需要老师在教学中讲明学习中文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调动学生学习中文的自觉性;二是要讲明中文本身的特点,以使学生逐步掌握学习中文的规律;三是要教给学生学习外语,其中包括中文的学习方法;四是在教中文的同时,要相机简要地介绍中国的历史、文化和风土人情;五是要重运用,多听、多说、多写,不能仅仅停留在语法上;六是要少而精,不能贪多、求快、求全;七是要随时听取学生意见,并不断改进教学方法,提高教学水平。此外,我们还根据学校要求和当时学生的实际情况以及现有的基础,拟定了一、二年级学生分别应达到的中文水平。正因为目标明确,措施具体,以及老师们的共同努力,经过不到一年,就收到了明显效果。课堂上说汉语、用汉语的人多了,校园内用汉语会话的人多了,报名学汉语的学生也就更多了。尤其使我欣慰的是,我所教的一个二年级学生在长崎县举办的中文比赛上得了第二名。无疑,这就更加鼓舞了学生们学习中文的积极性。学生们的积极性提高之后,情况就完全不同了。我下班之后,几乎每天都有不少学生到办公室来找我,为他们补课,或者同他们练习会话,或者问有关中国文化方面的问题,使我应接不暇。其他不少中文老师也遇到同样情况。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两年的中文教学,有的学生中文水平有很大提高,能自己阅读中文报纸,有的毕业后还找到了可以运用中文的公司工作,有个别的甚至当上了中文老师。总之,通过中文教学,传播了中国文化和有关中国的各种知识,增进了学生们对中文,对中国历史、文化、现状的兴趣和了解,从而走近了中国。

  开设中国概况新课,系统介绍中国

  考虑到长崎大学学习中文的学生很多,但了解中国却很少,甚至心存疑虑。据此,我提议并征得学校批准,从我到任后的第二年,即2004年4月起,在全校开设了“中国概况”新课,由我主讲。每学期一个班,讲15次课,每周一次。为此,我根据国务院新闻办编印、对外发行的《中国》一书,较为系统地编写出一简要教材,介绍中国的历史、政治、经济、文化、对外关系以及中日两国的交往历史及关系演变、发展和当前存在的主要问题等。学生很多,每学期都有200人上下,在大教室上课,授课用麦克风。这一新课的开设,大大地激起了学生们对中国、对中日关系的广泛关注和浓厚兴趣。每次上课,学生们都要提不少问题,我都一一耐心作答。下课后,仍有学生追着我问问题。问题主要包括下列几类:一是关于我国内的基本情况,如我国的政党情况、政治体制、法规、人权、宗教、计划生育等;二是有关中日关系方面的问题,如中国的对日政策,为何要反对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南京大屠杀的真相,今后中日关系如何发展,中日是否会为钓鱼岛的争议打仗等;三是关于今后中国的发展和走向,如中国强大之后是否会向外扩张,是否会侵略别国,是否会争夺外国资源等。对于这些问题,我都在充分准备的基础上予以耐心答复,因而逐步消除了学生们对中国的一些误解与疑虑,增进了他们对中国的了解和信任。为满足学生们的要求,学校还专门将我的授课制作成光盘,发给学生随时学习。

  此课教授的效果如何,请看我最近收到的一封学生来信就知道一二。来信人名叫小岛雄三,他是我当时教过的一个学生。他在信中说:曾老师,您当年给我们讲的“中国概况”课太有用了,衷心地表示感谢。您大概知道,我在长崎大学毕业后,进了一家从事日中旅游的公司,一直来往于日中两国之间,到过中国不少地方。在工作中,我感到您当时给我们所讲的有关中国的政治情况、中国的文化、风土人情、宗教习惯等对我都有很大帮助,使我在工作中避免了不少差错。您上课时,还给我们讲过中国人好客、热情、宽厚、友善,我觉得的确如此。前几年日中关系紧张时,日本媒体都说日本人在中国会受到歧视,但我完全没有那种感觉,未碰到过什么麻烦,中国人对我都很好,工作上遇到困难,中国的同事们都会马上伸出援助之手,使我感到很温暖。直率地说,相比之下,我们有的日本人,现在心胸显得有些狭窄,太挑剔了,对中国总是表现不服气。媒体的报道也过于片面,走极端,遇到一些事,总是反复、夸大地进行报道,使人感到不自然。相反,在中国我倒觉得自然些。

  此外,在我的推动下,长崎大学于2004年4月起,先后同我国北京师范大学和北京教育学院建立了友好合作关系,彼此间进行教师、学术论文和留学生的交流。

  讲授国际关系和中日关系,推动中日友好

  在中部大学,我属于国际关系学部(系),所教课程与长崎大学不尽相同,除第一年担任过两个班的中文教学外,主要承担国际关系和中国政治、外交、文化、开发等方面的课程。为说明问题,我想在此举两门课程,并简要介绍一下所讲的主要内容。一是“政治的世界”,所讲内容主要包括:何谓“政治”;联合国宪章的主要原则;19世纪中叶的中、英鸦片战争和欧美列强对中国的瓜分;第二次世界大战;雅尔塔会谈与战后国际秩序;亚、太战争的终结和日本战后所走的道路;冷战的开始与朝鲜战争;中苏、中美、中日关系的演变与发展;9.11恐怖事件与伊拉克战争;世界环保问题等。二是“中国国际关系研究”,所讲内容主要是:中、英鸦片战争及欧美列强对中国的瓜分;中日甲午战争和马关条约;抗日战争;新中国的外交政策及朝鲜战争;中苏关系及其演变;中美、中日、中朝和中韩关系;改革开放和香港、澳门的回归;中国同联合国、世贸组织、上海合作组织等国际组织的关系;国际形势的发展及展望等。从上述所讲述的观点和内容即可看出,我是通过讲堂向学生主要介绍世界和中国的近代历史,中、美、日、俄、欧关系以及中国的对外政策和当前的国内情况,以便逐步在学生心目中树立起中国的形象。

  教学的效果如何,我想在此举两个例子加以说明。不少学生在每学期期末考试的试卷上都要写上一段话,感谢我的教课。有个学生是这样写的:曾老师,我自幼喜欢历史,您所讲日中关系的历史以及我们后人应采取的态度对我教育很深。日中两国是一衣带水的近邻,是想搬都搬不走的邻居,唯一的选择就是和平相处。彼此必须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合作,共同发展,不能再让过去的历史重演了。过去,日本人在中国的确干了很多很多的坏事,这是历史事实,不能抹杀,否则还会重复历史。因此,“以史为鉴”,对日本来说极为重要。但是有一些日本人,一听说“以史为鉴”就有反感,我认为这是错误的。当然,正如中国领导人所说,“以史为鉴”的目的是为了面向未来。我作为一个日本青年,将牢记历史,一定不辜负老师的教导等。

  另外,有几个学生在我2011年4月回北京之前,曾到我办公室送我,与我告别。他们都这样说:您最后讲课时说到,日中两国要同舟共济,笑迎未来,我们认为这是很对的,现在中国是日本的最大贸易伙伴,也是日本的最大出口国,依存度很高,已经成了“命运共同体”,必须同舟共济,相互合作,而不能相互猜疑。现在,我们日本总有那么一些人,总是看着美国人的脸色行事,这是一种耻辱,我们不赞成。有些媒体总说“中国威胁”,但我们认为“威胁”并不是来自中国。美国将第一、第二颗原子弹都投掷到了日本,照此下去,说不定日本今后还会要遭殃。我们日本需要的是和平,不需要紧张、威胁。您虽然回中国了,但您的话我们将永远记在心里。

  可推荐、批准更多的退休外交官

  我在日本的8年任教,已于2011年3月结束,并于4月回到了北京。回想起来,这8年是很有意义的、值得的。我所教的日本学生已有好几千人,可以说我的讲课在他们的心灵中洒下了一颗颗友谊的种子,我深信到一定的时候会发芽、生长并结出果实。在外交部,像我这样退休的外交官还有很多,而且每年都有。这些人在外交战线生活、工作几十年,教育、训练,对国内、国外情况都较了解,政治素质、知识水平和政策水平都较高,资历也较深,而且具备各种应对外事工作的能力,又大多懂外文,可直接与外国人接触、交流,应该说这是一支很难得的潜在的智力资源,如能发挥他们的余热,对国内国外都是十分有益的。

  但据我所知,前些年,也有一些同志曾受到国外学校的聘请,请其前往任教,但遗憾的是绝大多数都未能成行。现在,国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公共外交在外交全局工作中的地位和作用已大大提升,重要性和必要性也日渐突出,已成为我国外交工作中新的增长点和着力点,这就为这些老同志提供了更多开展公共外交的机会。为此,我认为有关部门应根据形势的发展和需要,思想要更解放些,措施要再放手些,应大力支持、鼓励这些有可能、有需要、有条件的同志去做这项工作。而且我还认为,有的重点驻外使领馆,还可根据需要,主动推荐这样的同志去从事这种工作。当然,对这样的同志出去要有一定的纪律约束,如要严格遵守驻在国的法律、法规,尊重当地我驻外使领馆指导,不干扰他们的工作,还要加强本身的学习,随时回国充电等。

  可以说,我这8年在国外大学的执教生涯为我国退休的外交官开了一个头,是一次尝试。我深信,同时也期待今后在新形势下能有其他更多的退休外交官走向外国大学讲堂,从事公共外交,大力宣讲中国,并取得更大成果。

  来源:《公共外交季刊》

分享到:
推荐给朋友:   
全文打印       打印文字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