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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纸媒与美国思想库的互动特征及其启示——以布鲁金斯学会为例
中国网
2012/09/12

  随着美国思想库日益加强对中国问题的研究,并通过研究报告等内容实施舆论牵制,中国媒体在对议题进行关注的时候应该切实加强对自身主动权的把握。对2000—2011年间中国传统媒体中有关“布鲁金斯学会”议题的新闻文本进行简单的分析,可以总结归纳二者的互动特征,并为我国媒体与美国思想库的功能关系实现良性互动提供借鉴和参考建议。

  据2010全球思想库报告结果,布鲁金斯学会排在首位。布鲁金斯学会自称遵循“独立、非党派、尊重事实”的研究精神,提供“不带任何意识形态”的思想,旨在充当学术界与公众政策之间的桥梁,向决策者提供最新信息,向公众提供有深度的分析和观点。但布鲁金斯学会是一个倾向于自由主义的左派智囊,被划分为中—左派智库。从其与政党的关系上看,过去几十年中布鲁金斯学会与民主党政府的联系相对紧密。布鲁金斯学会成立初期仅仅关注美国自身的政治和经济,但随着二战的爆发和美国孤立主义的结束,布鲁金斯的视野逐渐拓宽,先后成立了东北亚政策研究中心(1998年),萨班中东政策中心(2002年),美国与欧洲中心(2004年),约翰·桑顿中国中心(2006年)和布鲁金斯多哈中心(2007年)等,目前开设逾15个经济研究所。而其中的约翰·桑顿中国中心主导对中国的研究。

  约翰·桑顿中国中心成立于2006 年,总部设于华盛顿,承担对于中国问题的研究。美国的克林顿、布什和奥巴马三任总统的首席亚洲顾问李侃如、韦德宁和杰弗里·贝德都是约翰·桑顿中国中心的研究人员。布鲁金斯学会设立有多种形式的面向中国的访问学者项目,约翰·桑顿中国中心每年在华盛顿特区主办多项活动,中美高级官员和专家学者会就中国的政策问题和中国面临的挑战发起讨论。布鲁金斯学会也于2006年与清华大学联合创办了清华—布鲁金斯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围绕中国经济社会变革及维系良好的中美关系的诸多重要领域提供独立、高质量及有影响力的政策研究。该中心作为布鲁金斯学会的第一个海外机构,也扮演着引领布鲁金斯学会发展成为全球性的公共政策研究机构的角色。主要的研究领域包括中国的能源环境、中国经济转型、中国社会保障、中国的城市化。另外,布鲁金斯学会逐渐扩大在中国影响力的过程中,还专门开办了中文网站,网站的主要内容是其关于中国研究的成果。

  国内纸媒对布鲁金斯学会的报道结果分析

  经济类报纸所占比重最大

  笔者在中国知网全国重要报纸全文数据库内搜索2000—2011年以“布鲁金斯学会”为主题的报纸原文,共搜索出313篇。对其进行整理,根据统计情况显示,报道主题中涉及“布鲁金斯学会”的共有64份报纸,其中经济类报纸共有24份,全国性综合日报6份,地方性日报8份,军事类报纸2份,行业性报纸5份,机关报4份,学术报纸2份,专业性报纸10份,周报3份。其中经济类报纸所占的比重最大。 

 

1:报纸类型比例

  主流大报为主

  有关“布鲁金斯学会”内容出现10次以上的依次为新华每日电讯、人民日报、21世纪经济报道、第一财经日报、经济参考报、东方早报、中国社会科学报、中国国防报。由其主办机构和发行范围看,报纸层次基本属于主流大报。 

 

图2:“布鲁金斯学会”议题出现频数高的报纸统计

  “采访思想库研究员”为获取观点的最主要方式

  “演讲”“研讨会”“内部报告”三大主要形式作为常规性活动对媒体的议题产生直接影响,但从比重上看,媒体还是主要通过采访思想库研究人员来获取直接的观点。相较于专访,个别采访占据比例较大,在报道中出现的形式主要有“直接引语”“间接引语”“直接引语和间接引语相结合”三种。 

 

  而在报道中,也出现了布鲁金斯学会作为一个“思想库机构”被提及的情况,所占比例约为2%。当涉及到“思想库建设”主题时,布鲁金斯作为一个可以参照的典型范例。除此之外,基本是利用布鲁金斯的思想库的研究背景来为特定报道的主题服务。

  通过布鲁金斯学会对于中国媒体的影响形式来看,呈现出了研究人员个体与媒体的高联结度,如约翰·桑顿中国研究中心专家李侃如、李成在各大报中出现的频率极其高,而思想库作为独立的机构并未与媒体形成特定的紧密联系。

  经济、政治、军事为三个主要的议题类型

  据统计结果显示,出现议题的类型广泛,主要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宗教、社会等方面(笔者在分类的时候未将“外交”列出来,是因为外交层次涵盖至政治、经济、军事几个大类中。)其中,经济所占比重最大,经济、政治、军事为三个常规的议题类型。 

 

图3-4 报纸议题类型分布

  笔者对与议题里的主题进行了统计,并对具有代表性指向范围的类目进行了呈现(如下表1),结果显示如下。

  媒体文本的选择也主要以宏观经济为基本的着眼点。经济议题的指向以“美国”为主,集中在金融、企业、就业、经济危机、中美经贸关系等方面,美国税务、汇率、证券、经济政策等方面也有所涉及,由此可以看出,媒体文本的选择也主要以宏观经济为基本的着眼点。相比而言,中国的比重相对较少,涉及中国的汇率贸易、中国的经济政策、中国金融,以及兼具中美双方的“中美经贸关系”“中美能源关系”。另外,能源是经济议题中的一个主要指向内容,所占比重达到了16%。主要包括有世界能源形势、能源安全,能源供给。 

 

  中美政治关系为常规议题,思想库建设成为报道新取向。在所选取的新闻文本之中,符合政治范畴的有103个,主要的指向范围有中美关系、美国选举、美国外交、美国双边关系、政治互访、美国时局、中国外交等,其中,“中美关系”“思想库”“政治互访”的比重较大。除了“思想库”之外,“中美关系”“政治互访”为国际新闻报道的常规议题。而随着近几年的“思想库热”,思想库建设,以及特定的思想库活动成为了媒体国际报道的一个新取向。 

 

  军事议题分布较为均衡。军事议题集中在伊朗问题、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美国军事外交关系上,诸如反恐、核问题、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此类问题的分布比例较为均衡。 

 

  中国纸媒与布鲁金斯学会互动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分析

  议题较为分散,报道无框架特征,未追踪思想库研究选题

  中国传统媒体在与思想库进行互动的过程中,虽然议题集中于经济、政治、军事三个大的方面,但是总体上数量较少,议题的指向范围较为分散。因此,报道的内容并没有呈现出某种框架的性质和特征。针对于布鲁金斯学会而言,2006年成立约翰·桑顿中国中心,主导中国问题的研究。另外,2007 年成立布鲁金斯清华中心,促进中国发展中经济与社会问题的独立研究。近年来,布鲁金斯针对于中国问题的研究重点主要在:中国经济与贸易方面,包括中美经济关系、中国的贸易与投资政策、中国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努力、中国在地区和国际经济体系中的地位以及全球对中国快速经济发展的影响;对中国国内挑战的研究,包括中国国家与各地区事务的管理、政治领导权问题、财政改革与国企改革、城市化问题以及环境可持续发展问题;中国对外政策研究,以及中国能源政策研究等。而从媒体的议题建构中看,并未追踪研究重点,而只是对于其及时性活动进行常规报道,以及由采访获取对于特定问题的观点辅助报道。而思想库的研究成果呈现给公众最主要的方式是发布报告、出版书籍。从本次分析统计数据看,引用报告内容的仅仅占据4%的比例,而通过采访获取观点的方式高达83%,显示出中国媒体欠缺对于有关中国崛起的前沿报告、分析报告和相关出版物的研究的追踪。

  过度关注美国问题,削弱对于中国所处国际形势的认知

  布鲁金斯学会相关议题的报纸版面多以国际、海外、要闻为主,于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思想库在媒体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在议题范围的指向当中,不管是以“美国金融”为核心内容的,还是中美之间在经济、政治、军事等方面存在的双边关系,与美国相关的内容占据着绝对的比例地位。这与美国思想库自身的属性有着较大的关系,其最终的研究目的是要为政府的外交政策和根本利益服务,因此思想库的研究取向必然以美国的战略利益为中心。媒体的议程设置功能会通过传媒的新闻报道和信息传达活动赋予各种议题不同程度的显著性,进而影响着人们对周围世界“大事”及重要性的判断。而事实上,如果深入分析美国思想库对于中国问题的研究会发现,美国思想库多从美国国内事务或政治的角度来发表舆论,如针对于中国军力的变化和军费投入,中国与非洲、俄罗斯等国的经贸、能源合作等,会分析这将对美国产生怎样的影响,进而为美国提出相应的措施来应对中国政策的变化。而传统媒体在进行新闻选择的时候,强调了对美国问题的过度关注,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和削弱人们对于中国所处国际形势和舆论格局中地位的认知。

  过度追求思想库机构的影响力

  所选择的新闻文本中,布鲁金斯学会被作为典型思想库机构提及的比例占了2%。在所采访的专家学者中,有相当多的一部分是属于兼任研究员,其可能在某大学或者政府机构任职,但基本是以布鲁金斯学会的研究专家的身份出现,在某种程度上说明了思想库的影响力是媒体进行新闻选择的重要参照因素。思想库的“智囊”特性决定了其成员一般都具有独特的技术、知识和信息优势的专业型社会精英,且绝大部分专职人员都有着处理各领域相关问题的专业背景或实践经验。如布鲁金斯学会中国研究项目主席贝德拥有27年的外交生涯,其中大部分集中在中国与东亚。由于媒体需要与思想库共同生产新闻,其产生的观点可以作为权威信息源,提高新闻的权威性和说服力。因此,在媒体进行新闻生产的过程中,呈现出了过度追求思想库机构自身影响力,而忽视对思想库内在研究逻辑的关注。

  中国媒体提高传播能力的启示

  摈弃报喜不报忧的传统立场,选择敏感话题进行报道,掌握国际舆论导向

  在思想库的关系网络之中,除了政府之外,媒体与思想库之间存在着直接或间接、或隐或显的联结关系。媒体既可以巧妙的借思想库之口表明报道的潜在立场,又可以在客观上起到平衡报道的作用,彰显其“中立”的原则。与西方媒体相比,中国媒体往往坚持一种“报喜不报忧”的立场,相应地弱化了敏感话题。这与美国思想库研究的主要方向有所出入,其对于中国问题的研究焦点一般集中在几个方面:中国的人权、民主等问题;中国的经济崛起;台湾问题。针对这几个研究重点,其所持观点的偏向多呈负面,围绕着中国弱人权、弱民主、中国威胁论来展开。因此,传统媒体应该适时切入思想库的敏感话题进行报道,把握住国际舆论中对我国不利的趋势和导向,提高我国媒体参与国际舆论格局的构建能力。

  追踪思想库研究话题 在媒体中培养思想库专门人才

  美国思想库加强了对中国问题的研究和重视,不仅仅对于其政府的外交政策会产生影响,且思想库通过研究报告等逐渐形成了对中国遏制的局势,而媒体作为社会的监督和守望者,面对着复杂的国际局势,更应该发挥其作用。针对我国媒体传播力弱的现状,一条有效途径就是追踪美国顶级思想库的研究,媒体不仅要利用其中的正面内容,而且更要追踪有争议的内容,通过设置新闻议程,策划报道,来突破思想库形成的舆论框架,传递给公众更多的信息,也以此传递给社会精英一些信号,引发他们的思考,来提供解决问题的思路和对策。从目前我国纸媒与西方思想库互动的情况看,中国媒体与约翰·桑顿中国中心的联系较为紧密,说明了媒体并不是不在意思想库的研究现状,而是可能由于其对于美国思想库本身的性质、定位缺乏明确的认识,缺乏长期的考察和跟踪,故表现出对于思想库宏观研究的把握不到位,在报道范围上有局限。这与媒体中缺乏对思想库熟知的专业人才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要跟踪思想库的研究话题,除了与思想库的研究员建立长期的联系之外,也要在新闻从业者中培养专业人才。

  在美国思想库与美国媒体互动的过程中,媒体会利用思想库广泛的议题、立场丰富其报道的内容,在媒体将自身的立场和态度与思想库研究取向和成果巧妙的融合起来的情况下,通过一种潜在的框架来达到影响舆论的效应。而反观中国的媒体,其与美国思想库的互动还处于一个“依靠其提供意见源和舆论内容”的初级阶段,缺乏对于思想库的长期跟踪以及巧妙运用甚至突破舆论框架的能力。而这也将是我国媒体加强国际传播能力的一个艰巨任务。

  来源:《公共外交季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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